刘伟：论当代中国政治的复合性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刘伟，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武汉大学“十佳教师”。2013年入选珞珈青年学者。学术兴趣涉及基层政治、当代中国政治与后发国家政治转型。近期从事农民政治心理的系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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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讨论当代中国政治的学者和观察家们，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发展至今的当代中国政治其内在的高度复杂性，而在观察层面和视角上各执己见，在事实分析和价值判断上众说纷纭。实际上，当代中国政治承接了古代帝国政治、近现代政治与改革后政治的三大传统，并在精神、体系和运行三个层面均独特地复合了三大传统中的相应要素。由此造成当代中国政治成为一个难以简单透视和定性的多面体。可以采取复合式的分析进路，深入当代中国政治的内在机理并予以总体把握，从而消解与其相关的意识形态之争，直面当代中国政治的复合性质和复合逻辑。更为关键的，当代中国政治的复合性所形成的张力结构，在政治空间和体制资源等方面从深层影响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前景。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获得了三十余年持续稳定的高速发展，取得了全球瞩目的建设成就。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脱贫成就巨大，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基础设施得到翻天覆地的改观，社会和文化等方面也都实现了前有未有的巨大变化。但是，围绕当代中国政治及其发展历程，学者和观察家们的判断却大相径庭。这些判断不仅包含了事实分析，也融入了对当代中国政治的价值之争。相关争议的存在，丰富了人们对当代中国政治的认识；但相关看法的严重分歧，也给人们理性把握当代中国政治带来困扰。一个不容回避的学术问题摆在中国政治学者面前：当代中国政治的性质是什么？怎样理性认识当代中国政治？对当代中国政治的理性认识又怎样影响到对国家治理前景的相关判断？本文尝试在现有讨论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传统帝国政治、近现代政治与改革后政治三大脉络，从精神、体系与运行三个层面建立复合式分析框架，以总体呈现当代中国政治的复合性质与复合逻辑，突破现有研究中“盲人摸象”的困局。

一、围绕当代中国政治的相关争论

中国官方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体系已经形成，其中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该政治制度具有适合中国国情的特色和优势。集中体现这一观点的，是2011年7月1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该讲话明确指出：“经过90年的奋斗、创造、积累，党和人民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不断发展的成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 “我们推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形成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构成的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符合我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有利于保持党和国家活力、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有利于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1]

在学术界，也有接近于官方的看法。他们认为，中国的发展经验证明，人民民主构成了中国发展的政治基础（林尚立、赵宇峰，2012：17-27），认为中国这种“代表型民主”优越于西方的“代议式民主”（王绍光，2014：151-174），或是认为改革以来中国在治理上发生了包括行政国家的理性化在内的诸多巨大变化（Yang，2004：2），甚至在发展道路上已形成颇具政治优势的“中国模式”（张维为，2008：118-120）。比较消极的则认为，中国的发展在经济体系与政治体系间的不平衡，致使改革陷入困境当中（Pei, 2006：11）；或者采用“威权政治”概念来界定中国这样的一党执政国家——这或许是西方学者对当代中国政治最为普遍也最为简单的陈见，也是持批判倾向的学者最常使用的概念；国内学者中，也有认为中国这样偏好大型项目的一种举国体制必须超越（任剑涛，2014：18）。相对中间的立场，则试图直面并解释中国政治三十余年来的一些变化。西方部分学者对“威权”的认识就得到深化，最有影响力的则是“威权韧性”（Nathan, 2003：6- 17）的概括；国内学者早先就有“后全能体制”的相关概括（萧功秦，2000：1-8），试图看到全能主义政治在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变化；后来也有看到这种政治一方面为中国发展提供了支持，但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巨大的危机，在“迈向现代国家”的目标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刘伟，2009：22）。

单从事实依据和分析逻辑看，不同立场的判断似乎都有其道理。但对于作为整体的当代中国政治来说，这些观点要么显得不尽客观周延，要么则缺乏纵深的力度。原因何在？只能到当代中国政治内在的复合性上寻找。面对一个极其复杂的研究对象，任何简单的分析进路或定性判断都难以奏效。实际上，有关当代中国政治内在的复合性，部分学者其实已有敏锐察觉，如对中国政治的三层分析（崔之元，1998： 60），就拓展了国家与社会的粗糙分析框架，而看到了中国政治结构的复杂性；也有学者发现法定制度、党内制度和私属制度都发挥作用的政治现实（储建国，2007：901-906）；即使局限于民主，也存在人民民主与党内民主、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高层民主与基层民主的不同维度（虞崇胜，2010：344-351）；局限于意识形态，有学者则发现，改革开放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共意识形态不容挑战与变更的硬核，在硬核的积极与消极诱导下衍生保护带，保护带包括实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以及中共执政与经济发展两个互赖的目标，在政经相辅的目标下发展出统筹观点、和谐观点、发展观点、均衡观点。（陈述之，2012：1-33）海外有学者甚至采用“魔方式国家”的概念，认为当代中国糅合了威权主义国家、新自由主义国家、发展型国家、掠夺型国家、改进的社会主义国家与统合主义国家的特性，正是这六个方面特性的结合使得中国成为经济发展的先行者，并使其避免加入第三波民主化。(Gao，2009：409-438)。李侃如也有类似看法：“许多西方社会科学的概念模式并不适用于中国的经验……这个空前巨大和多样的国家，正不可避免地发展出自己独特的态度和条件的混合体。”（李侃如,2010：6）虽然有学者发现了单一的叙述话语不足以完整、系统地把握30年的中国政治，因为它是一个复合演化的历史过程：无论演化的起点、方式、内容，还是演化的取向、结果，都是多元、多面、多向的复合体。（肖滨，2008：147-152 ），但他的分析仅局限于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进程。

总之，讨论当代中国政治的学者和观察家们，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发展至今的当代中国政治其内在的高度复杂性，而在观察层面和视角上各执己见，在事实分析和价值判断上众说纷纭。而能够触及当代中国政治复杂性的探讨，又普遍缺乏整合性的分析框架，既未能总体把握当代中国政治的全貌，也未能充分考虑形塑当代中国政治不同脉络的传统。

二、分析框架：当代中国政治的三大传统与三个层面

要深入分析和准确评判当代中国政治，需要结合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维度。历时性方面，我们应看到形塑当代中国政治的不同传统。事实上，任何国家的政治即使是已经实现高度现代化的政治，也都不是纯粹现代化的产物，它不可避免地沿袭着各个国家独有的传统和历史。作为一个有数千年帝国政治传统的国家，中国在古代国家治理中取得了世界领先的地位，特别是其较早地实现了国家政权的一体化和发达官僚制的日常治理，更为不少研究者所津津乐道[2]。传统帝国政治的深厚历史，无疑从历史记忆和路径依赖上潜在地塑造着当代中国的政治形态。而近代以来中国即开启了向现代政治的曲折求索，一方面要实现民族国家的独立，另一方面也要完成现代政治的基本创设。从追求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从孙中山的民主共和到毛泽东创立人民民主的共和实践，都可归入这一追求现代政治的传统。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一方面在基本框架上延续了毛泽东创立的人民共和国，另一方面则在政治结构和体制、机制上作出了不断的改革，从而形成了改革后政治的新形态。简言之，分析当代中国政治，应看到近代之前的帝国政治传统，近代以来直到创立人民共和国的现代政治传统；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新政治传统。越是久远的传统，其塑造力越是处于深层而不易被人察觉；越是晚近的传统，其塑造力则越是直接和显露。应该说，既有讨论中鲜有强调这三大脉络传统的共同重要性。虽然也有个别论者指出了改革开放后时代与毛泽东时代之间的紧密关联（Shirk，1993：12-14；甘阳，2007：3），但他们未能明确传统帝国政治对当代中国政治的影响，也未能明确毛泽东时代政治与近代以来中国追求现代政治的历史连续性。

共时性方面，需要选择对当代中国政治可行的层面划分。笔者在“政治系统论”（Easton，1957：383-400）和“结构-功能”分析法（阿尔蒙德等，1987：62-63）的基础上，尝试结合“体系-结构”与“文化-逻辑”两种观点（唐豪骏，2014：121-152），并扩充“实际运行”这一层面，建立政治分析的复合式框架。伊斯顿的“政治系统论”的启示在于对政治体系的总体把握，但未能有效揭示政治运行的黑箱；而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分析法的价值，则在于它突出了体系、过程与政策（政治产品）以及后来补充的政治文化的重要性。本文选取阿尔蒙德的文化、体系和过程三个范畴，而暂不考虑作为政治产品的公共政策。因为，任何一个政治体系，对其整体从大的层面划分，其主要层面莫过于政治文化、政治体系与政治运行，作为政治产品的公共政策只是结果，对总体把握政治并不构成根本影响。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政治文化主要包括意识形态、政治习惯、政治思想和政治心理等方面，其主体可称作政治精神；政治体系则基本包涵了相应的制度安排、政治角色和功能设定，可以说是政治的核心；而政治运行则指实践中的政治互动和政治生活。政治文化影响着政治体系和政治运行的精神气质；政治体系的内在结构决定了政治运行的方向和形态。因此，在发生学上，从政治文化到政治体系再到政治运行，存在着逻辑上的递进关系。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政治文化、政治体系和政治运行又分属三个相对独立的范畴。政治文化内部有着复杂的构成；政治体系内部的制度-结构-功能安排也有其自身的逻辑；而政治运行则不仅受到政治文化的潜在影响和政治体系的结构制约，更有行动主体能动性的因素。正是基于这一学理考虑，本文才在中国政治三大传统的脉络下，分别从政治文化（政治精神）、政治体系和政治运行三个层面，提炼形塑当代中国政治的复合因素，并总结这些因素之间的复合逻辑。

三、当代中国政治的复合性质与复合逻辑

（一）当代中国政治的复合精神

在其主要的政治精神上，当代中国政治是高度复合的。不难发现，当代中国政治从传统帝国政治那里承接的最主要遗产，莫过于“大一统”的国家精神和儒家民本的施政理念。“大一统”的国家精神包涵不同的侧重，但其核心不仅在于对统一价值的优先考虑并坚守一个统一大国的至高价值；也在于对中国治理区域内中央集权架构和一元化权威的强烈认同，这是中国政治根深蒂固的追求“一”的精神（姚礼明，1999：1）。显然，今天我们仍然秉持着“大一统”的政治信条。否则，就难以全面理解当前中国人对统一大国的信念，同样也难以解释他们都坚守的对中央一元化权威的信赖。在施政理念上，儒家民本思想强调政府的施政应以普通百姓的利益和需求为依归，好政府是为民的政府。儒家民本理念并不强调普通民众通过具体的渠道参与治理，但强调政府及其官员以父爱式的逻辑为民做主。在当代中国政治的情境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儒家民本的政治精神的隐约展现。不论是强调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3]的政治伦理，还是新时期以来提出的“三个代表”[4]中的“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被学界称为“新三民主义”的“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5]，直到习近平总书记上任之初所说的那句名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6]，以及政府在施政过程中对“民生政治”（赵丽江等，2012：33-40；陈明明，2012：129-133）的一再强调，无不体现了当代中国政治中的民本精神。

近现代政治留给当代中国政治的最主要精神，在民族国家层面为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的精神追求，在政治追求上则凝练为民主共和的精神。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的精神，作为中国在现代国际关系中从“天下”体系走向“民族国家”、从“文化民族”走向“政治民族”的精神指引，一直影响到当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类的惯常表述。在“大一统”的传统精神资源上，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理想无疑推动了中国的独立和统一，成为最具号召力的国家意识形态。而在民主共和的问题上，1949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其精神传统上仍然是民主共和。新中国国号中对“人民”的突出，当代中国政治对“人民当家做主”这一政治价值的不断强调，以及在当代中国政治领域广泛的人民民主实践，无不体现出当代中国政治的民主精神。新中国国号中“共和国”的表述，以及在政治实践中对不同阶层、不同党派、不同族群日益扩大的政治整合，无不体现了近代以来追求共和的政治精神。民主共和作为近现代政治的最主要精神，无疑已经内化到当代中国政治之中。看不到这一点，就会歪曲当代中国政治的现代精神和应然属性。

至于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新政治精神，则可以概括为权威主义与渐进主义的政治精神。由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社会要在短时间内实现向现代社会的快速转型，其中隐含的矛盾和危机前所未有的严峻，因此对权威和秩序的强调变得空前重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将改革开放后三十余年的政治形态界定为权威主导、稳定优先的政治；私人领域自由优先于公共领域自由的政治；对法治的强调甚于对民主参与的强调的政治。所有这些无不体现了新时期政治的权威主义精神，而这一精神又在当代中国政治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下得到强化。而渐进主义的政治精神则主要体现在当代中国政治的改革取向上。当代中国政治在设定其政治框架和基本政治制度合理有效的前提下，承认面对经济社会的日益多元化其需要作出不断地调整。强调这种调整是实验式的“摸着石头过河”，是从外围到内核、从非政治到政治点滴积累、稳妥推进的过程。渐进主义的政治精神摈弃“大破大立”、一步到位的政治思维，强调在政治实践中的理性精神和实用主义。因此，当代中国政治在基本框架和基本制度不变的条件下，能够基于国家治理的现实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制度调整和完善，并采用灵活的治理策略与治理方式。

总结来看，在政治精神上，当代中国政治主要复合了传统帝国政治的“大一统”和儒家民本精神，近现代政治的民族复兴精神和民主共和精神，以及改革以来的权威主义和渐进主义精神。“大一统”、民族复兴精神和权威主义主要塑造了当代中国政治的统一和秩序，儒家民本精神、民主共和精神以及渐进主义精神则规定了当代中国政治具体实践的方向、限度和混合特征。而在民本、民主和权威之间的关系上，现在是以权威主义来统摄并平衡民本和民主，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讲，这里的民主也是服从于民本和权威的大局的。

（二）当代中国政治的复合体系

如前所论，政治体系内涵制度、结构和功能诸方面。将当代中国政治从实体上作整体性的观察，从中可以看到传统帝国政治的影响，近现代民主共和的塑造，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渐进主义改革的直接影响。当代中国政治体系中，在不同类型的行政区域的安排上，主要沿袭了传统帝国时代的中央集权制。传统帝国的政治体系，主要采用郡县制基础上的中央集权制，地方官由中央任命，地方权力来自中央，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中央。这样一种“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曹正汉，2011：5-7）至今并未改变。但在行政区域的安排上，当代中国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要素，一部分来自近现代的政治安排，一部分则来自改革以来的政治尝试。如，作为我国四大基本政治制度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旨在解决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民族自治和国家统一问题，中央直接设置政府机构并派出官员来治理，已不同于传统帝国政治对边疆的管理模式；只能说民族区域自治是一个现代性的政治安排，它在民族自决的现代政治理念和苏联模式的参照下形成。而另一特殊类型的行政区域安排，则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一国两制”实践。“一国两制”作为现代政治语境下的一个大胆实践，的确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而在20世纪90年代“分税制”以后，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显然也形成了框架和形式上的中央集权和事实上地方分权的复合式国家结构形式。对此，有学者甚至直接冠之以“联邦主义”（Qian & Weingast，1997： 83-92）。中央政府虽然有集权的内在冲动和需要，但面对幅员辽阔的国土和差异巨大的各个地方，其对各级地方政府自主性的一定保留也是显见的。

当代中国政治从近现代政治中承接过来的，是“全能主义”的政治体系。这构成当代中国政治“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基础。作为邹谠先生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全能主义”意指“政治权力可以侵入社会的各个领域和个人生活的诸多方面，在原则上它不受法律、思想、道德（包括宗教）的限制。在实际上（有别于原则上）国家侵入社会领域和个人生活的程度或多或少，控制的程度或强或弱。”（邹谠，1994：223）它意味着国家和社会的方方面面都由单一的党政机构来统合，其内核为列宁主义的政党，强调民主集中制的政治原则。中层为政党-国家的政治结构。外层则为政党-国家与社会的结构[7]。应该说，从“延安道路”[8]时起，中国即形成了这样一种特征的政治体系，这一政治体系在建国后得以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在改革开放之后，其作为当代中国政治的核心架构，在国家制度的方方面面得到了全面完善。作为当代中国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作为中国政党制度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中国共产党无疑都在其中发挥着核心的主导作用。在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的纵向和横向的任何节点上，都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中共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政府过程的中枢结构”（胡伟，1998：98）。这一模式无疑来自于“延安道路”形成的全能主义政治体系。当然，全能主义的政治体系也在不断地演化，其内部也释放出了私人和社会的一定空间，党政权力开始在某些领域撤离，也初步形成了一些隐性的边界。但其背后的“一元化”领导框架并未改变。

至于说当代中国政治体系既不同于传统帝国政治，也不同于近现代形成的全能主义政治模式，则主要是因为改革以来的政治实践。这最主要体现为，中央向地方放权所导致的地方政府间竞争结构，执政党向政府分权所导致的国家自身的相对成长，政党-政府向个体、社会和市场的分权所导致的个体独立、社会局部自治和市场相对自主运行，以及面对全新的经济社会生态，政党和政府所建构的新型统合体系。这一新统合体系主要表现为，中国共产党扩大党员来源吸收新经济力量入党，民主党派也试图吸纳新兴的社会力量，政党-政府也试图连接诸多新兴的社会组织，使其共同致力于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目标。而随着行政科层化的治理改革得以实行，一种日益技术化的治理权力也逐步替代了改革前的总体性支配权力（渠敬东、周飞舟、应星，2009：104-127）。

总结来看，当代中国政治在体系上，同样复合了三大不同的传统。在政治制度安排上有着帝国时期中央集权制的传统和近代以来全能主义的政治遗产，也在具体制度和机制上作出了不断的调整和完善。在政治结构与功能上，则在全能主义的现代政治框架之下，适应经济社会的自由化和多元化逐步建构出新型的统合结构，并不断开掘新结构的现实治理功能。

（三）当代中国政治的复合运行

政治运行虽然受到政治精神和政治体系的塑造，但又不完全由这两者决定。政治体系及相应的政治主体直面具体的治理生态，受到运行场域的惯性影响，其中的机制与形态呈现出特有的面貌。观察和总结当代中国政治的运行，仍可看到传统帝国政治、近现代政治某些运行特征的延续，也可以看到其在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运行新机制。

在传统帝国政治的实际运行中，官僚主义和“潜规则”[9]得到较多的揭示。官僚体系在执行中央政策和处理地方事务时，有着诸多的陋习和潜规则。加之结构性的因素，帝国时期的国家治理一直在“委托与代理”、“正式与非正式”、“名与实”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紧张。（周雪光，2014：108-132）当代中国的政党与政府，立法机构、行政机构与司法机构，都实现了高度的官僚化，一样沿袭着官场自成一体的场域生态和游戏规则。正是因为如此，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就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提出“官僚主义”这一类的问题（邓小平，1994：321）。中央近年来的反腐举措所揭示出的派系冲突、裙带关系、幕后交易等方面，更是让人触目惊心。这不仅有现时代的因素，更具传统官场的特征。这也说明，在一个由政治权力主导的社会中，官僚体系自身的运作逻辑并不能轻易改变。在这个意义上，重温王亚南先生的经典研究（王亚南，2010：1-14）或许是必要的。在中国，只要政治生活一旦步入常规，由于官僚群体和政府难以受到社会有效的制度化约束，官僚专制便成为对普通民众而言最大的压制性力量。而在一个官僚主导的社会中，在现实的政治关系上，最主要的就是“官民关系”，或者其他的政治关系最终也蜕变为“官民关系”。在此背景下，当前我国“官民矛盾”问题在各种社会矛盾问题中已居重要位置，由上到下逐层递增，且缺乏制度化吸纳消解机制等等状况（吴忠民，2012：13-21），与传统帝国时期也非常相近。这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传统底色。

近现代政治中创设的民主共和诸原则，在当代中国的运作情形比较复杂。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作为中国共产党最为重要的运作原则与运作机制，使得党政机构在政治与治理问题上可以实现或包容部分民主。但在实践中，民主集中制也容易演变为“集中压倒民主”或只有集中而缺乏真实民主。群众路线毕竟在程序上提供了普通群众参与政治的合法渠道，但在实践中也往往流于形式和表演。同时，当代中国政治也试图结合群众路线这样一种“内输入”的政治模式（刘伟、吴友全，2013：13-17）和其他的体制外政治参与的外输入模式，但毕竟仍以“内输入”为主。就民主运行来说，党内民主虽然在理论界早已提倡多年（胡伟，1999：1-11），但除了党员权利保护和党内监督实现了完善特别是纪检系统运作的日益规范化（Guo，2014：597-624），党内领导干部的竞争性选举一直是一个相对敏感的话题，至今仍鲜见实践。作为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在立法、参政议政和监督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因为在人大代表选举竞争性和参政议政等方面的诸多限制，这一制度仍部分停留于形式化和仪式化运行的境地，并未能得到普通民众的充分认可。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也因政治地位的不平衡，更多地发挥着建言献策的功能。实践中各民主党派也联系了相应的阶层共同致力于国家建设，协商民主在中国似乎已“从理论走向实践”（叶娟丽，2013：11-17），但毕竟只能发挥“非对称性权力制衡”（虞崇胜，2009：48-51）的一定功能，硬性监督的民主空间毕竟有限。在干部问题上，当代中国一方面坚持着选贤任能的选拔和培养，另一方面也试图结合群众推荐、评议和选举的民主机制。相比之下，作为当代中国四大基本政治制度之一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其实际运行要深入一些，在一定程度上落实了近代以来民主诉求的两个关键：参与和自主。但同样，基层民主因各地社会生态的差异和变化，已逐渐出现分化。城市社区的基层民主一直面临真实参与度不高的难题，乡村民主更是面临贿选和村落解体的诸多困境，各地实践的情况并不相同。

改革以来政治权力在治理方面，其实际运行更是另一番景象。一方面，当代中国政治的机构得到了扩充、财政得到了加强、制度得到了完善，国家的基础性权力得到前所未有的夯实，国家能力得到了总体提升（初国华，2013：41-70）；但另一方面，在具体的治理问题上又常常显示出现有权力运行的捉襟见肘。一个容易被观察到的悖论是，当代中国政治可以有效动员相关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迅速完成大型工程，但在日常的食品安全和环境治理上却表现欠佳。这足以说明，改革以来中国的治理性权力仍未完成真正的转型，其属性仍未摆脱传统官僚政治和近现代全能主义体制的惯性。在具体的治理术上，当代中国政治表面上实现了进一步的精密化，但内里却是传统与现代的复合体。在制度化的问题上同样也是如此，改革以来的权力运作一方面越来越强调制度化，但实际上也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利益交换来解决问题。有学者通过经验研究就发现，中国基层政府在日常“维稳”的工作中发展出了三种策略来制造同意：将抗争中的讨价还价常规化、惯例化（物质上的让步）；设计和实施一套科层制游戏（程序同意）；在稳定和平安的口号下构建一个以信息和服务为导向的政府（道德领导）。他们还发现，维稳是通过同意和强制之间不稳定的平衡，即政府权威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妥协来达成的。（张永宏、李静君，2012：5）在现有的党政主导框架下，普通个人与社会实际上仍有消解权威，与权威进行交易、妥协甚至牵制权威的环节和过程。与这一实践共生的景观是，人民性的政治伦理并未退场，反而得到高调强化，这在诸如“钉子户”维权、信访和群体性事件等诸多治理议题上都有充分的体现。

总结来看，在实际的权力运行特别是在面临具体的治理问题时，当代中国政治一方面显得非常灵活、理性而务实，但另一方面却仍承载着传统和近现代政治的基本原则。权力运行在民主性和人民性的政治伦理下，实际上遵循着传统官僚主义与现代政府运作的双重逻辑。当代中国政治的实际运行在不同的空间，面对不同的治理问题时具体呈现的面貌不尽一致，总体面貌多少显得有些暧昧而模糊。这也是从实际运行角度对当代中国政治进行评判的困难所在。

四、政治复合性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层影响

虽说世界上诸多现代民族国家都面临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和社会高度复杂的现实，因而其政治形态从来都不是纯粹而单质的。相反，现代国家不论在政治形态上，还是治理形态上都是多元要素和多重机制的复合。但当代中国政治在复合性的程度和逻辑上显然是独特的。归根结底，这首先源于它的大国属性：中国内部的治理事务非常复杂，政治体系与运行必须从功能上适应这种复杂性。其次源于中国文明的传统，近代以来的民主共和传统，社会主义新传统，以及改革之后的近传统。最后源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叠加性质，在治理时只能是不同治理方式与治理性质的叠加。这就意味着，如果仅从运行层面对当代中国政治予以简单定性，就会因研究者放大自己观察到的某一运行特征而忽视了中国政治运行的其他面向，更可能忽略了当代中国政治的精神追求和体系构造所能容纳的民主共和空间；或者，如果仅从政治精神的层面对当代中国政治予以定性，就会因为研究者所聚焦的某一政治精神而对当代中国政治轻易定性，甚至流于官方意识形态的应然表述，而找不到现有政治体系和政治运行的有力支撑；又或者，如果仅从体系的角度对当代中国政治予以定性，就易陷入“集权-分权”、“威权-民主”、“国家-社会”的简单二分法，而看不到当代中国政治内涵的民主共和精神与实际运作的复杂状况。

本文之所以尝试从复合性的进路搭建分析框架并形成初步结论，不仅是为了深入认识当代中国政治的性质和逻辑，更是为了客观评估当代中国政治已有的运作状况及其成就与局限，特别是认识到当代中国政治内在的张力结构，而这种张力结构正是今后国家治理所处的基本框架和行动场域。当代中国政治在精神上所包容的多重要素以及这些要素之间如何衔接转化，当代中国政治在体系上的多元构成和独特结构所构成的权力边界和参与空间，当代中国政治在运行上所具有的硬性约束和弹性机制，都是我们在寻求国家治理现代化时所不能回避的重大现实课题。不论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还是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都是在当代中国政治的基础上进行的，也是在当代中国政治的场域中展开的。当代中国政治的张力结构中，既有一些面向约束了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如政治精神中民本对民主的抑制和替代，政治体系中全能主义的惯性体制，以及政治运行中的官僚主义；但我们也应同时看待，在当代中国政治的张力结构中，毕竟同时存在另一些面向，如民主共和的政治精神，政治体系中已经形成的分权结构，以及政治运行中的参与和弹性机制，等等。这些面向无疑预留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些空间与可能，更构成规制国家治理现代化具体形态的前提要件。

因此，我们既不能盲从对当代中国政治简单的意识形态批判而无视当代中国政治已经发生的深刻变化，更不应产生对国家治理前景的消极判断；但同时也不能沉迷于对当代中国政治应然表达的意识形态赞美，无视当代中国政治在精神上依然需要实现现代性、在体系上需要调整再造和在运行上需要全面革新的迫切性。真正负责任的态度应该是，一方面看到当代中国政治复合的三大传统中的不同要素，能够给予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精神资源、体系支撑和运行支持，但另一方面也看到国家治理受制于现有的政治复合性，因而不可避免地会面临一定的困扰和阻碍。这些困扰和阻碍不仅可能来自于精神，也可能来自于体系和运行。接下来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学术问题是，在不同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议题上，当代中国政治的精神、体系和运行在哪些要素上会起促进作用，在哪些要素上又会起到阻碍作用？这些作用的发生逻辑如何？如何调整当代中国政治在精神、体系和运行上的复合逻辑，以有效拓展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空间？只有这样，才能立足于当代中国政治的既定现实，理性开发中国政治内含的体制资源和变革空间，使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在现有的政治基础上稳步推进。

总之，本文基于复合性的分析进路尝试总体把握当代中国政治，既有学术上的考虑，也有回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关怀。当代中国政治在精神、体系与运行三个层面都存在着对不同脉络政治传统的复合，这一基本现实已经对国家治理造成了影响，并将从深层制约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政治学者不仅需要从学理上透视当代中国政治的复合性，更要从中寻求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可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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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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